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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照章交费
在江西省瑞金革命纪念馆,展出了一册苏区时期的账本,上面记载着毛泽东廉洁自律的感人事迹。 1933年8月17日,毛泽东和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一行四人,来到苏区江西省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工作。 铲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钟赤牯听说毛主席到村里来了,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红军家属许大娘家里找到了。他埋怨道:“毛主席,你们进村来,为啥不事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呀!” 毛泽东闻言,拍着钟主席的肩膀笑着说:“为什么要事先打招呼呢?下来了你们一定会晓得,现在不少干部下乡,生怕下面不知道,这种作风不好嘛。” 当晚,毛泽东等人住在一所破旧的祠堂内。晚饭吃的是山芋粥、红薯,外加一盆咸萝卜干。钟赤牯执意要去弄点好吃的东西,被毛泽东坚决制止了。 次日清晨,毛泽东同警卫员吴吉清要赶回瑞金中央政府。临行前,他对小吴说:“你按照规定去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费和食宿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 在区财政部,长工出身的老部长听说毛主席在这里住了一宿也要交食宿费,说什么也不肯收。吴吉清推辞不了,最后只好收回钱,匆匆上路,追上了先行的毛泽东。 毛泽东问他:“食宿费结了吗?”小吴吞吞吐吐地说出区财政部不肯收钱一事。毛泽东闻言,大为生气,立即要吴吉清再次返回,务必将钱交清。陈奇涵参谋长眼看离开区苏维埃政府已经很远了,便笑着说:“毛主席,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吧,你们赶路要紧。” 毛泽东紧握陈奇涵的手,叮嘱道:“老陈,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方面更要严格。”陈奇涵郑重地点了点头。他回去后果真代表毛泽东向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于是在铲田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用毛边纸制作的账本上,便记载了这样一笔:“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住,到还大洋一元四角五分,陈奇涵。” 新中国成立后,铲田区的老同志将这册保存完整并盖有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大印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瑞金革命纪念馆,成为革命领袖廉洁自律的生动
02-17 2016 -
周恩来严守党规
延安整风期间,南方局机关每周安排一天作为党日。通常这天下午在红岩嘴13号一楼“救亡室”内举行学习报告会,主讲人主要是周恩来、董必武,还有南方局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像郭沫若这样的专家。一到这一天,南方局机关驻城里曾家岩的同志都回到红岩山上。有时《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也来参加。山上山下,团圆会师,非常亲热。 当时整风学习氛围很好,主讲人一请就来,领导同志还主动提出讲题。听讲时,没有人迟到早退,也没有人窃窃私语。由于大家都很主动热情,负责组织学习报告会的张黎群担子并不重,只需要做好会议记录。 南方局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为人不拘小节。听报告时,他总爱抬把藤椅,放在门口,跷起二郎腿。他往门口这么一坐,进出的人都不方便,一时间颇引人侧目。为此张黎群提醒他搬回室内。他摇头不理。 周恩来看见了,把他叫起来,问道:“你在专心听报告吗?你这是遵守学习纪律吗?”周恩来神态严肃,声音洪亮:“你以为自己资格老,自以为懂得多,满足了,不在乎了!”接着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还有一次,周恩来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党小组活动,主要讨论如何加强反特工作,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小组会上,大家也畅所欲言,气氛非常热烈。 临近结束时,党小组长刘光说:“请周恩来同志作总结。”大家都想听周恩来总结,立即摸出本子,竖起耳朵,准备一字不漏记下来。 周恩来忽然问起谁是我们的小组长,一位快嘴同志说是刘光。周恩来说:“呵,该小组长作总结。你对我这个党员有什么要求,给什么任务,我都接受。可是,你要我代替你作党小组会的总结,不大合乎党规吧?” 他接着又说:“党员,起码一条要参加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志。开党小组会,我们都要受组长领导。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 党性不仅体现在大是大非上,也体现在这些细节中。周恩来对党规的尊重与践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2-17 2016 -
颜真卿"书如其人"
人品是中国古代对文人士大夫个人品德的重要评价手段,其在官员身上体现出“官品”,在书家身上体现出“书品”,在诗人身上体现出“诗品”。官品、书品、诗品都是人品的代名词。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书如其人”常作为评价书家与其书法艺术的评判标准。后人对前人的评价,常以书品论人品,或以人品论书品。历史上有不少书法家如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等都是“书如其人”的典型代表。 一、历代关于“书如其人”的审美观 “书如其人”的评价反映出书法家书品与人品的统一。“书如其人”的说法最早出自西汉扬雄:“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世认为这种提法指出书法是内心世界的轨迹,是书家德行、品性的反映。自魏晋以来,书法评论家将书法作品视为书家的人格化产物,对书法的欣赏、品鉴,常与书家本人的品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纵观历代对“书如其人”审美观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书法即心法:心与笔、心与字之间的关系 唐代柳公权在回答唐穆宗关于用笔之法的提问时,说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一方面从书法的角度说明心中端正,用笔就会端正,另一方面暗示穆宗,心存正气,朝政之事才会公平端正。唐代张怀瓘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说明书为心画,一字见心。明代项穆认为心、人、笔、书四者间的关系是:“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故欲正其书,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说明心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书法即心法,“心”是书法的主宰者。 本立而道生:修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 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到书家的修养问题,他认为:“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强调了君子立身之本在于德行,德行是翰墨之基。明清之际思想家、书法家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说明做人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人是“书品”之本,人格修养提高了,翰墨之道必然会提升。 德艺双馨:人格境界与书学境界的关系 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钢暴,未免流露楮外。”元代郝经在《临川集》中说:“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不附桓温,自放于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貌不可及,为古今第一。”近代书法家林散之一生非常重视人品与艺品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做人着重立品,无人品不可能有艺品。”近代学者王国维说:“有境界、品自高”,人格境界提升了,书学境界自然会提升,德艺双馨自然而得。 二、颜真卿“书如其人”之渊源 颜氏家学渊源深厚,颜氏家族人才辈出,颜真卿的五世祖颜之推,深知古代圣贤关于“忠孝”、“立身”、“慎言”等方面的教诲著述已经很多,但仍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处世之道写成《颜氏家训》,希望对子孙后代有所启示。颜真卿在《颜家庙碑》中述说祖上家风:“有若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记室之书翰;特进、黄门之文章;秘书、华州之学识。”“德行、书翰、文章、学识”是颜氏家族历代传承不衰的优秀文化传统,它们共同构成颜氏家族的家风。颜真卿赞扬其父颜惟贞继承了颜氏家风,“纷纶盛美,遂举集于君”,暗示自己将颜氏家教、家风、家学融汇一体,发扬光大,“幸承遗训,叨受国恩,既荷无疆之休,敢扬不朽之烈”。 颜真卿不仅继承了颜氏家风,舅父殷氏家风也对其影响很大。颜真卿三岁丧父,自幼随母殷夫人寄居舅氏殷践猷家生活,殷践猷对颜真卿启蒙教育和影响很大。殷氏“累叶皆以德行、名义、儒学、翰墨闻于前朝”,其与颜氏家风“德行、书翰、文章、学识”以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比较相近,且都以“德行”为先。颜真卿深受舅父殷践猷的影响,在《殷践猷墓碣铭》中说:“君悉心训奖,皆究恩意,故能长而有立。” 颜真卿幼时处于唐玄宗时代,玄宗非常重视儒学:兴学校,重礼乐,校正典籍。因此,颜真卿个人品德的形成不仅与颜氏、殷氏家风有很大的关系,与唐代重视儒家教育也有很大关系。 颜氏家族中,巴陵、记室擅长翰墨,而殷氏一门书法以殷仲容最著名,“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人造请者笺盈几。”颜真卿受舅氏殷践猷的影响很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颜真卿自幼在翰墨的熏陶中生活,自然为其以书入仕奠定了基础。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颜真卿经吏部铨选试《三命判》,入高等,举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书法在唐代吏部铨选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唐吏部铨选考试包含四个方面:“身、言、书、判”。“书”的评判标准是“楷法遒美”,“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这四个方面都通过后,再考察德行与才能,“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 以上充分说明颜真卿是德才皆备者,他是人品、官品、书品的集大成者,“书如其人”对颜来说当之无愧。 三、颜真卿碑帖中反映出“书如其人” “书为心画”,书法是内在心灵的真实写照。“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颜真卿宦海沉浮,翰墨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碑帖。观其碑帖无不反映出“书如其人”。 庄重笃实,承家之谨 《颜家庙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撰文并书,此碑平易近人、平整规矩;刚劲庄严、雄伟挺拔。字里行间叙述着颜氏八位祖先的“德行、书翰、文章、学识”,真卿是颜氏家风、家学的传承与发扬者。北宋书学理论家朱长文说:“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清代孙承泽评价此碑:“鲁公忠孝植于天性,殚竭精力以书此碑,而奇峭端严,一生耿耿大节,已若显质之先人矣”。《颜家庙碑》是颜真卿七十二岁时所作,此时人书俱老,笔力雄健、结体庄密中透出古朴之意。碑中“大、重、朴、厚、严”的特点反映出颜真卿的忠义人格与严谨法度已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方正庄严、齐整大度的书法审美观。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七十一岁时为其曾祖颜勤礼撰写并立此碑,碑文记述了颜勤礼的生平履历,从颜勤礼的高祖到其玄孙一辈,均有涉及。碑文朴实无华,以人物罗列为主,是一本简明的颜氏族谱。此碑特点是起笔与收笔之处多圆笔藏锋,笔力沉着,线条浑厚,刚柔相济。整篇雄深雅健,庄重笃实,布局上显示出“颜体”的气势美,足见其承家之谨。颜真卿书写此碑时人书俱老,书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书品与人品合二为一。 常守忠义,精忠报国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书法草稿。安史之乱中,颜杲卿父子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身陷囹圄,杲卿“世为唐臣,常守忠义”,最终“父陷子死,巢倾卵覆”。颜氏一门被杀害三十余人,杲卿之子季明、外甥卢逖在内。《祭侄文稿》通篇大气磅礴,豪情纵放,遒劲有力,一气呵成,被元代鲜于枢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清代王澍说:“鲁公痛其忠义身残,哀思勃发,故萦纡郁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笔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颜真卿面对国之殇,家之痛,忠义人格跃于纸上,悲愤之情流淌于字里行间。其行文构思,起伏跌宕,毫无掩饰,是颜真卿人品与书品融为一体(“人书合一”)的代表之作。 《争坐位帖》(《与郭仆射书》)是颜真卿因尚书右仆射郭英乂为迎接汾阳王郭子仪父子入朝、不按常规安排百官站位顺序的做法,愤愤而书。颜认为“朝廷纪纲,须共存立”,并极力维护国家制度。此书“忠义之气横溢,而点画所至处,便自奇劲。”浩然正气跃于纸上。米芾认为《争坐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书以性情为本,书为心画,《祭侄文稿》、《争坐位帖》等行草书真情流露,遒劲有力,是“人书合一”的典范。 颜真卿性情直耿,不怕得罪一时,唯恐违反道义,一生多次被贬,但不减其对国家之忠心。在贬为硖州别驾、途改吉州别驾任上,书写《守政帖》,告诫后人“政可守,不可不守”,“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惟为国守政之志不可改的精神来源于《颜氏家训》:“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守政帖》全文短短几十字,精忠报国之心溢于言表,真、行、草三种书体夹杂一起,可见当时心情复杂。“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崇尚佛道,洒脱自在 颜真卿所处的盛唐时代,皇帝对佛教推崇倍加,士大夫中信仰佛教与僧人交游者甚多,颜真卿也不例外。祖上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教育后世子孙对佛教要“信而有征”、“勿轻慢也。”颜真卿前后两次书写《天下放生池碑铭》,碑铭中体现了儒家的仁义和佛家的慈悲,颂扬皇帝好生之德。特别是第二次用擘窠大字书写,望此碑流传千秋,字里行间流露出其对佛法的恭敬虔诚。 颜真卿崇尚佛道,并不影响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人格魅力及敦厚书作,反而有利于作品不拘泥于儒家的拘谨。比如《裴将军诗》,真行草三体并存,变化奇特,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其中蕴涵着佛家的“法无定法”、道家的“无为”之境。《麻姑仙坛记》是颜真卿大历年间被贬外数十年,仕途失意间所书,当时远离政治中心,依托佛道,寻求解脱,此作反映其问道向禅的心境,欧阳修认为:“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画。”此记有些结构和用笔稍有丑怪,正是古拙质朴、洒脱自在的表现。这也是颜真卿集佛道儒三教思想于一身,融会贯通于书法碑帖中。 四、颜真卿书论与文论反映出“书如其人” 书论《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为人之道 天宝五载(756年),醴泉任满而未有新官职时,颜真卿到洛阳向著名书法家吴郡张旭学笔法。笔法在古代是书法家的核心机密,不轻易传人,张旭在真卿的再三恳请下,于其临行前传授笔法要诀。张旭就相传钟繇所说笔法十二意进行提问,让颜真卿谈个人心得。笔法十二意包括“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字,看似简单,实则暗含哲理和做人之道,“平谓横”、“直谓纵”,横平竖直暗含做人要堂堂正正,站得稳、立得正。“均谓间”、“密谓际”指字与字之间的组织、呼应要紧密,暗含做事要有头有尾、首尾呼应,不能半途而废。“锋谓末”指笔锋要雄健,暗含做人要有雄健的气质。“力谓骨体”指用笔要刚劲有力,点画要有筋骨,气势雄强,暗含做人要有浩然之气。“补谓不足”指结构、点画有不到位时,通过旁边点画变化、章法布白进行补救,暗含做事不可能事事完美,如遇不当之处,需弥补、改进。“巧谓布置”指意在笔先、章法先行,暗含做事之前要规划清楚。“称谓大小”指大字要收缩变小,小字要舒展变大,暗含做事要统筹兼顾、协调平衡。 “写字者,写志也。”写字即是写心,颜真卿从“十二意”中悟得笔法,同时也将其践行于做人做事中。张旭最后给真卿传授:“用笔当须如印印泥……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锥画沙”用笔,可达到锋藏笔中,点画遒劲,力透纸背。“锥画沙”暗含人生不会一帆风顺、需克服阻力、逆境中前行。“印印泥”形容运笔圆润厚重,稳健有力,暗含做人要稳健敦厚。清代包世臣云:“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颜真卿为人做事忠义厚道、严谨稳重,颜书端庄厚重而法度严谨,“书如其人”在颜真卿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人品与书品融为一体。 文论《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的文质彬彬 永泰元年(765年)颜真卿因孙宿兄弟之请,为其座师太子詹事孙逖文集作序——《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此文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文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歌咏,终于《雅》《颂》”,即文以言志、最终文以载道;二,“文胜质则绣其鞶帨,质胜文则野于礼乐”。历来文章文、质不能适中,质与文需内外皆修,“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反映于颜书,用笔浑厚强劲,丰满而不失筋骨,这是“文质彬彬”的返照。 五、颜真卿“书如其人”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颜真卿被历代统治阶级与士大夫所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颜真卿“书如其人”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 颜真卿成长、入仕于盛唐开元时期,此时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和谐,这个时期不但是唐代最强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杜甫在《忆昔二首》诗中描绘大唐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楷书,从东汉末年出现到魏晋几百年的演变,在唐代成熟。初唐四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之楷书普遍瘦硬遒劲。到了盛唐时期,国运兴隆,气象宏大,雄伟美于精巧,肥硕美于纤细,颜真卿雄厚端庄之书风应运而生。清代康有为说:“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北宋黄庭坚说:“观鲁公其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颜真卿楷书法度严谨但不拘泥于法度,其“书如其人”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 颜真卿“书如其人”对历代统治者的影响 颜真卿忠义之节为忠臣树立标杆,颜书稳重端庄,尽合字学;擘窠大字,适合官场文书、牌匾,符合儒家中庸和谐、文质彬彬、浩然之气的美学思想。建中四年(783年),受卢杞陷害之计,颜真卿被迫前往许州安抚李希烈。明知凶多吉少,但真卿忠君爱国,视死如归,最终被缢死。后曹王李皋上疏曰:“今颜真卿伏缢希烈庭,皆启明君臣,发挥教训,近冠青史,远绍前贤。”颜真卿的忠义典范,为百官树立了积极的形象。颜真卿一生“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以天下兴复为己任。其忠义正气与天地并存、与日月同辉。清康熙评价道:“觉忠义之气,犹勃勃楮墨间,朕重其人,益爱其书,不啻逾于球璧矣。” 颜真卿“书如其人”是士大夫的励志榜样 颜真卿忠义人格之魅力与书法法度之严谨,是晚唐以来,士大夫学习的榜样。北宋中期,由于“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文人士大夫中大力提倡颜书。颜书在宋最为显赫,宋代书家无不受其影响。北宋欧阳修认为颜真卿“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明清士大夫董其昌、王铎、傅山、伊秉绶、何绍基、翁同龢等都学自颜书。苏轼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傅山更以鲁公为榜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 颜真卿书如其人,历来在国家、士大夫和民间得到热捧。一方面由于“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其忠义人格之魅力,刚正不阿、浩然之气融于书法之中。另一方面颜书刚劲遒美,气势恢宏,流露出忠义之气。人品是颜真卿政治人格的内在特质,书品是其政治人格在书法中的体现。颜氏人品与书品源于家学传统,发展于仕途生活,融于颜氏碑帖与书论文论中,为大唐盛世树立了丰碑,是统治阶级的义胆忠魂、士大夫的励志榜样!(张利国)
02-17 2016 -
奢靡之始 危亡之渐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出自北宋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中的《褚遂良传》,为唐朝政治家、书法家褚遂良向唐太宗的谏言。意思是:奢靡的开始就是国家危亡的征兆。 在古罗马的一些绘画和石刻中,经常有一些身着丝绸的人物。西汉时期,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经安息进入古罗马帝国,以其质料柔软、流光溢彩征服了罗马人的心,皇帝穿着丝绸进入斗兽场,贵妇人以身着丝绸为美……由于安息人对于贸易的阻挠,汉代丝绸辗转到罗马后被炒到了一磅生丝12两黄金,翻了数百倍。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博物学家普林尼和哲学家塞内加都曾指责中国丝绸,将其视为国家衰败的象征。罗马元老院多次通过禁穿丝绸的法令,但屡禁不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分探求丝绸等东方奢侈品。 “丝绸亡国论”这个显得荒谬的论调,引出的是如何看待并引导社会风气的问题。人是一种奇妙的动物,上半身是神,却又长着一条猴子尾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奴役之中。人有向善的冲动,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抵御着诱惑和冲动。人生是在“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快乐原则”和“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安全原则”之间保持平衡。人性提升的向度,一是“自诚而明”,人非生而能贤,朝闻道夕死可也的贤人是极少数;二是“自明而诚”,靠后天的学习和社会引导。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需要付出一辈子的时间去修炼,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被社会的风尚和习气所导引。社会和人一样,“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并且风成乎上、取法乎下,风气会自上而下传播扩散,一个执政集团的价值取向,会成为争相效仿的风尚。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了帝国衰亡前夕的社会心态,“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人的头脑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他们过去那些最勇敢的领导人的后代,全部安心于做一个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负的人都往皇帝的宫廷或卫队里挤,被抛弃的一些省份,逐渐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觉中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这似乎证明对于丝绸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箴言警句,是对历史进程的沉痛总结。每个成熟社会都有类似的调节机制,或奖励农耕,或教化乡里,或开放公共职位,在保障阶层流动、避免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也植入了健康质朴的生活方式。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沉溺于奢靡享受,自然会衰退了尚武、开拓、务实的精神,不劳而获、扭捏作态、耽于物欲等心态成为主流。一个理想国家绝不会放纵国民的欲望支撑,否则就像科幻电影里所展示的,不需要治国理政,发明些营造幻觉的药物就好了。 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政风对民风的引导,开国君主尤其善于总结前代覆灭的教训,尽可能地克制享乐的欲望,拒绝繁华和虚荣,“以实心行实政”,以俭朴的行为垂范世人、教化民众。唐贞观二年,公卿启奏因夏秋之际宫中卑湿,可“营一阁以居之”。太宗回应说,我虽有气疾,怕潮湿天气,但“若遂来请,糜费良多”,当年汉文帝将建露台,一算要耗费十家之产,就打消念头,我德行不如汉文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群臣固请再三,太宗竟不许。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极端,江西的陈友谅将自己的镂金床献给他,朱元璋气愤地说:“一张床便如此穷奢极侈,国家何以不亡!”命大臣将床毁掉。朱元璋所用车、轿及其他日常用品,按例应当饰金,一概以铜代替,营造居室以朴素为美,不加彩绘。在这些君主的倡导之下,从政府到民间,天下人莫不克勤克俭。 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朝代的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物质积累逐渐丰富,社会风气也会潜移默化,奢侈享乐的冲动潜滋暗长,成为朝野的通病。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不能简单用人性的快乐原则来解释,还包括财富集中、投资渠道、信用危机等经济学因素作用在。但风气一定会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宋代是最具现代气质的朝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甚至可以很霸气地用岁币来买断和平,然而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最积贫积弱的朝代,原因之一就在于进取精神的丧失。宋代名相寇准,用烧蜡烛代替柴火做饭;即便在南宋偏安之后,钱塘江畔也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难怪“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明代中后期也是享乐主义盛行,人人沉溺于感官世界,熏香、斗茶、说书、听戏、欢宴,把健康的生活情趣推向极致,便成为一种文化的矫揉造作。本来用于书法的墨,竟然在嘉靖年间成为奢侈品,江南墨工罗龙文用麝香粉、玉屑、金、珍珠、鹿胶配以藤黄、鸡白、犀角等药材,凿出了号称“墨中尤物”的罗墨,时价炒到一两价值一斤马蹄金,竟然还买不到真的。 《国语》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骄奢淫逸、好逸恶劳的风气之下,社会自然陷入醉生梦死的幻象,人人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丧失了进取精神。与之相应,社会关系也货币化、利益化,乡里之谊、亲情之爱都被经济利益和功利主义所取代,社会成为散沙一盘。所有人都咒骂腐败,抱怨着世风日下,又都成为奢靡腐败行为的迎合者和参与者,沉溺于这种风气无法自拔,官怨与民怨交织,陷入了无法难解的历史之结。当一个时代陷入精神危机,不待外敌入侵,就已然亡国在先了。 西方思想家如赫尔德、黑格尔曾经指责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朝代更迭。此话带有种族偏见,但历朝历代的风气往往就是奢与俭的交替循环。新王朝万象更新、百废待兴,鼓励农耕生产,与民休息,朝气蓬勃;然后就是发展兴旺,催生出不肖子孙,醉心于奢靡享乐,世风渐坏,虽或有中兴之主有心匡正,然尾大不掉、积重难返,国家终于难逃覆亡的命运。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隐隐道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古往今来,多少强盛一时的民族,沉溺于懒散闲适,最终走向了衰败。今日西方所经历的金融危机,既是信用的失败,也是风气的颓败。高福利国家政客为谋取选票作出虚假承诺,放纵了国民不劳而获的消费主义欲望,最终冲垮国家所能控制的堤坝。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洞察了奢侈与节约的经济学本质,对浪漫主义以挥霍推动生产的幻想予以批判;同时也承认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从而避免绝对节约论的装腔作势。更重要的是,摆脱奢与俭二律背反的出路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劳动,避免“拥有越多”带来的生命外化、物化、异化。生命与人性不能用货币和财富补偿,也不能靠欲望满足。人改造客观世界最终要实现内在本质的提升,每一次进步都是人自身的发展进步。既要保持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要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给出的答案。(艾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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